早年生活琐忆

陈宇

我于1941年4月出生于唐闸西边的农村——偏僻寥落的靴头圩。据老人传说，八仙过海时，铁拐李在海边沙滩休息，把穿破的靴子随手一扔，经过很多年，泥沙在靴子周围日积月累地淤积，就形成靴头形状的圩塘并逐渐高出水面。后来有人到上面居住，这地方就被称作靴头圩（南通方言读“yu”，阳平）了。因住在这里的人们一直都很穷，外人便把这个地方又叫做“讨饭靴头圩”。

我家住的村子过去确实非常穷。从东到西一眼望去，尽都是又矮又破旧的稻草房，不少人家墙壁是泥土打起来的。好在这种房子冬暖夏凉，也体现出穷困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每年油菜花黄的时候，野蜂飞舞，在墙上打洞钻进去躲藏。我们小时候用草棒儿往洞里轻轻一捣，听到“嗡嗡”地叫就知道里面有野蜂。捣它爬出来，抓住，装进玻璃瓶里。小孩家觉得有趣，玩得不亦乐乎。

我家旁边河水很清洁。爷爷和老爷爷劳动回来，家里没有开水，舀起水缸里的水“咕嘟咕嘟”就喝；在地里劳动渴了走到附近河边，双手捧起河水直接喝，从来不见生病。家旁河里鱼虾比较多。新芦苇的尖梢做个活环栓桥桩上就能套着大活虾。缝衣针灯头烧红弯个钩，就能用来钓上鳊鱼和鲫鱼什么的。外地放墨鸦的船来了，见捉到的鱼多，孩子们更热闹，追着喊着舞着，不少人高兴地围观。船户常会丢一两条鱼到岸上送给住家，鱼在地上活蹦乱跳地翻跟头，大家见了更高兴了。

我家屋基几乎四面环水，形似“岛屿”，可是面积小，大概小学操场般大吧。岛上共住两家人，我家姓陈，邻居姓徐。我们家住岛屿西头，房屋围成U字型；紧挨着U的缺口处是徐家正屋，朝东南。这样，我家好像围成四合院了。父亲和大伯住朝东南的正屋三间，堂间大家共用，只20个平方左右吧。父亲的房间在堂间左手，更小，10多平方，只有朝前一个小窗户，用旧报纸什么的全年糊着，防止蚊蝇。窗户前面三间屋，两间是祖父的卧房和厨房，距离父亲的卧房只有不到一庹（音tuo,去声，约5尺）空间，勉强能侧身走一个人，前面便是河边。父亲的房间光线很不好，又潮湿，成天黑魆魆的几乎看不清房里的东西。

父亲分得厨房一间，在祖父卧房和厨房的东南头，紧靠徐家正屋。彼此间有个小弄子，走这儿到河边拐弯向前穿过徐家院子，往东，有个两三尺宽八九尺长的坝，是“小岛”唯一通向外面的陆路。

我清晰地记得，我家厨房不大，四面都是芦苇壁，后壁大约有三分之一悬空挂在河边上，在屋里从下边就能直接看到河水。冬天寒风乱钻，呼呼的，非常冷。

父亲身高体壮，短时间做过跑上海贩鸡蛋的小买卖，生意不太好，又一度外出拉过黄包车。大约1941年左右，父亲二十岁时，进了大生一厂做工,后来母亲也进了一厂。父亲进厂后，加入了地下党，党员彼此间联络的秘密暗号是在帽子里藏有一张写着名字的小纸条。当时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工厂。搬运工从船里往岸上抬马达走跳板时故意让马达掉进河里。父母亲还参与“邀班”（罢工），工人们把“拿摩温”（洋工头）丢进粪坑里，同洋鬼子做斗争。南通著名的“火烧竹篱笆”（夜烧日寇为围堵人们往来而费尽心机竖立的几里长的竹篱笆），父亲曾讲述，他也参加的。

父母们每天很早就去上班。因为没有时钟担心迟到，大约凌晨3点左右前后邻居就互相呼唤起床，忙碌地煮早饭吃早饭。一听工厂里“嗡……”长长的头遍汽笛，就得赶忙出发。如果走稍宽一点的土路有10多里远，须走一个多小时。幸好有一条斜着去工厂的田间小道，曲曲折折地抄近路走大约半个多小时就能到厂了。父母说，正好赶在拉第三次汽笛时到工厂钟楼（厂大门），经过搜身才允许进入工厂，不算迟到，可以上班，一大早总算没白跑。

父母去上班时，我和弟弟还睡在床上，有时还没醒来。我们的早饭，父母已经预留在锅里，我们兄弟俩起来，自己盛着吃。中饭，在爷爷那儿吃。到傍晚，兄弟俩依着门框盼望父母早点放工回来，却往往都是天很黑了父母才能赶到家。父母在回来的路上心里也着急，希望快点到家。烧晚饭家里根本没有火柴（旧时称“洋火”），母亲把草纸搓成的媒子贴紧火石，用火刀打火。如打不着，就叫我到外面张望谁家烟囱在冒烟，我好拿起媒子赶快直接去那家“过火”。灶门口烧锅草不多了，就要我帮着到外面置好的草置上去拔草，来回都得走小桥才能把草抱回来。

我们家平时进出都不走徐家小坝，而是走我们自家的小桥过河进出。桥分两级，河中间竖立着“开”字形桥桩，每天早晨把叠着的桥板推到对岸，夜里睡觉前再把外桥板抽回来叠着放，这样过夜睡觉安全些。听我祖父说，有一年腊月底，因为欠租，姓吴的地主派人来抓他，被“汪汪”的狗叫声惊醒的祖父，慌忙从后面涉水逃走，一连游过了三条河才逃脱。来人寻不着祖父就把大伯母和母亲带走当人质，母亲把刚出生的我抱在身边一起去了地主家，第三天才放回来。这些是多年后大伯母闲谈时说出来，我才知道的。如果没有桥，祖父那夜可能就被抓走了。

我年幼时，日本鬼子已经上岸到了南通，经常下乡骚扰，抓花姑娘。大伯母告诉我说，有一天夜里只听“叭”地一声枪响，鬼子的子弹从前窗入，从她的睡床后壁出，幸好她是躺着的，才没出事。

母亲娘家穷，外祖母寡居后便让七岁女儿到我们陈家当童养媳，只为有口饭吃。后来母亲长成容貌俊秀的大姑娘，姓朱的地主、还乡团长要抢她，祖父只好让父母十八九岁就匆忙完婚，当时父亲还没进工厂做工。外祖母曾在大生一厂当过童工，只生了我母亲一个，解放初期和我家一起生活，活到90多岁。

再后来，鬼子被打回东洋去了，国民党军队又常常夜里抓壮丁，让人提心吊胆，夜里把桥板抽掉能安全得多。旧社会，没办法，穷人终年只能在惊恐之中艰难地熬日子！

解放前夕，谣言很多，说什么新四军很可怕，红头发绿眼睛，杀人放火，奸淫抢劫，无恶不作。我们小孩子家，反正听了也不懂。1949年解放了，共产党来了，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1949年下半年我在村里开蒙念书。解放了，我们家生活从此日渐好起来。

二伯也早在解放前就进一厂做工。1952年他们把住的朝西南的三间屋让渡出来，大伯和父亲各出二十包洋纱，二伯出园另外盖了三间新瓦房，两间小厨房。这一来大大缓解了祖孙三代十多口人拥挤在一起住的窘境。

1953年我家也搬出去盖了三间大瓦房，同时盖了两间厨房。窗户都配了玻璃，家里明亮多了，恰使幼年读书的我有了比较好的学习环境。

我高小和中学都在城里寄宿学习，每月才回家一次，拿伙食费。1961年上大学本科到了南京。

解放后土改，我家有了土地，但水车人力戽水，距离远，灌溉不好，又没多少肥料下地，成了发白的盐碱地，像瘌痢头一样，水稻有块没块的，收成很低，一亩地只打100来斤稻子。父亲便请人用小木船夹河泥上到岸上，晒干了再挑到地里做肥料。后来听妻子说，那些年头，大冬天天寒地冻，把河水戽干，像她那样十八九岁的年轻姑娘还都撸起裤腿儿，跳进冰冷的河水里挖河泥，人递人地用盆子接龙把河泥送上岸，晒干后分块送到地里打碎了做肥料。刚解放的那些年头，人们的勤劳、艰苦和奋进，是今天的人们所无法想象和理解的。

我们家那一带小河多，弯道多，夏季一下大雨就涝，田里水汪汪的一大片，可以行船，只能望见庄稼的梢头在水面上随风摆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我们那儿大兴水利，河道裁弯取直，不但水患消除，乡村面貌也焕然一新了。老百姓的生活同旧社会相比，都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解放后宣传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这些早早都实现了。现在人们有了手机，不论多远，都可以通电话，看视频。城里现在几乎家家有小汽车，来去很方便。过去的皇帝、大官、大地主们，都没能过上如我们今天的好生活！

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我们人民的今天。

我们一定要珍惜今天，并要继续奉献，努力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 ！

 

                                2022.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