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人生中一段难忘的经历

裴丽华

1968年10月，17岁的我响应祖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到海安县烈士公社前进大队插队。

我插队共六个年头。起初，我和三个女同学一起住在一户很朴实的农民家里。我们四个女生一间屋、两张床。白天下田劳动，一日三餐在农家搭伙。半年后，我们基本适应了农村生活,乡政府用上级拨的专项补贴为我们盖了四间土墙红瓦房，还为我们添置了简易的床、桌凳、灶台和农具。至此，我们四人开始了同吃、同住、同劳动的生活。村里每年以种粮食棉花为主，春播秋收。我们一年四季跟着农妇下地干活：翻地、种麦、收割、插秧、施肥、锄草、收稻、种棉花、收棉花、拣棉花……

最苦的农活儿数插秧。每年初夏，我们赤着脚、挽着裤管在水田里插秧。左手捻，右手插，插上两行，后退一步，一直插到田头，才能上岸休息片刻，然后往返重复。半天下来，腰酸背疼。为了赶农时，雨天也不休息。这活儿开始比较生疏，但熟能生巧，渐渐地,我可以和农妇们比高低了。我插的秧横平竖直，速度也快，得到村民的赞扬。最难忍的是水田里的蚂蝗：在你不经意间，它会叮咬上你的小腿，等感觉疼痛时，它已吸饱了血。这是在水田里劳动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我只有紧锁眉头、咬紧牙关，在流血的皮肤上方用力拍打，使蚂蟥脱落。当时农村的生产力低下，物质条件差，没有防护措施，村民都习以为常。

夏忙季节，晚上也要下水田拔秧苗、捆秧苗，为第二天插秧作准备，经常劳动到半夜才上岸回家。

每年冬天，村里的妇女会跟男劳动力一起挑河泥。先抽空沟里的水，露出沟底，再从沟底依次挖出一块一块的河泥，挑送到远处麦田里当肥料。那时，我们跟着农妇们，每人一根扁担，两头挂了簸箕挑泥。几天下来，右肩磨起了血泡，等血泡干了再慢慢地生成老茧。就这样，我们在劳动中不断磨练自己吃苦耐劳的意志。

农村劳动虽辛苦，生活却是富足的。生产队有养猪场、鱼塘，隔月分粮分油，过节分鱼分肉，入冬分棉花……。我们的屋前屋后，几位热情的大妈教我们种上了青菜、丝瓜、扁豆、南瓜……新鲜的蔬菜自给有余。雨天不出工，乡亲们纷纷约我们去做客，他们总是备好香喷喷的新米饭和地道的农家菜招待我们。乡里年轻的伙伴们常常来我们家串门、聊天，她们总是用瓢装满炒熟的花生、蚕豆或葵花籽、南瓜子犒劳我们。

我在农村，父母很牵挂。我家兄弟姐妹多，经济较拮据。但每次父母亲写信给我，信封里总要夹上几元钱。姐姐在我下乡前两年到新疆农场插场。她也不放心我，时常从遥远的新疆寄信、汇款给我。那时邮寄的信件至少要半个月才能收到。家庭的爱使我无比激动、内心充满了温暖。这些钱，我自己不舍得花，偶尔给村民孩子买些小礼物，其余都积攒下来带回家，塞给母亲。

农闲的时候，大队部选我参加文艺宣传队。我和村里的年轻人一起愉快地编写剧本、排练节目，然后敲锣打鼓地到各村演出。大队里开辟了文化活动室，村民们说我勤奋踏实、字写得好，纷纷推荐我，我获聘为大队辅导员。定期为村民们读报、出黑板报、开辟“树新风”专栏等等。

1973年初，我被推荐为“海安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个人”并出席了海安县知识青年代表大会。同年，我又获得了“南通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先进个人”称号，出席了南通市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代表大会。1974年3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6月，省内大中专院校招生，我经大队推荐、公社选拔，参加了文化课统考和面试。一个月后，我收到了“江苏省南通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我们一同插队的另外三人也先后通过招生、招工上调。

那年夏天，乡亲们获知我被录取，很为我高兴，纷纷约我相聚；有的主动来帮我整理行李；生产队长把当年一年的粮油提前分配给我，并请人将稻谷挑到当地粮站，兑换成全国粮票和钱给我。回南通那天清晨，大队领导专门安排两个年轻人划水泥船送我，船上放了我的行李，还有许多乡亲们送我的土产品。小船划了两个多小时到达海安镇码头，大家七手八脚地拿着行李一直把我送到开往南通北濠桥轮船码头的船上。我坐的船离岸很远了，他们还在向我挥手。我热泪盈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深切地感受到农民的勤劳、质朴、重情重义。

回顾这六年，辛苦和喜悦参半，收获良多。广阔的田野、泥泞的小路、简陋的住所、辛勤的劳动、油黑的皮肤、朴素的生活、热情的乡亲，这一幅幅画面时常在我脑海里闪现。这六年人生宝贵的年华，我接受了锻炼，磨炼了意志，思想上不断成熟。我从内心深处告诫自己，要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不辜负大队党组织对我的教育培养，不辜负乡亲们对我的热情帮助，不辜负父母亲对我的无限希望。

2022年6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