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梦

刘九龙

对于出生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多数农村孩子来说，要想摆脱父辈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走出农村，只能靠读书考学。所以我从小就有一个好好读书将来能考上大学的梦想。但命运却跟我们这一代人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正当我们需要一个安静的课堂认真读书的时候，学校不正常上课了，主要是学工、学农了，上大学不再考试而是改成推荐了······

好不容易到了1974年我们这一届高中毕业生有资格被推荐上大学了（当时叫“工农兵大学生”），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年我所在的大队被推荐上大学的却是一位学习成绩远不如我的同学。自认为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我，当时还自我安慰地想着：“下一年总归应该轮到我了吧。”

1975年生产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推荐了我，公社（相当于现在的镇）召集我们开会。上午还说第二天组织考试筛选（因为各个大队推荐的人数比招生指标多），我还暗自高兴了一下，到下午却通知不考了。我想这下可能又要凉了。果不其然，几天后结果出来了，我再一次落选了。

第二次推荐的落选，在当时的我看来就意味着大学梦破灭了。高中毕业后，我当过一段时间的初中代课教师，当过生产队的农业技术员，但我的梦想一直是想上大学。

就在我心灰意冷的时候，我大哥从海南岛来信说他们农场招收临时工，问我想不想去。

1975年9月底，从未出过远门的我带着几件换洗衣服只身一人离开了家乡如东县，前往海南岛投奔大哥（大哥是部队转业到农场工作的）。

当时的海南岛还是广东省下属的一个专区，海南建省那是后来的事情（1988年4月）。到农场后我被安排到基建队采石班，具体工作就是在石头山上打炮眼，放炮炸石头，再将炸出的大块石头用18磅的大锤改小，用来建房修路。开始的时候是当临时工，每天的工资是1元。到1976年12月成为国营农场的正式工人，试用期每月工资20几元。

1977年下半年的一个星期天，我在队部活动室看报纸时看到了中央决定恢复大学招生考试的消息，这使我本来已经破灭的大学梦又死灰复燃了起来。当时活动室的书柜中正好有几本中学教材，我马上找管理员借了出来；同时给远在如东的家人写信让他们把我留在家里的中学课本寄到海南来。虽然正式通知还没有传达，但我已经利用工余时间暗中开始复习了。等到通知下来以后由于报名参加高考的人太多，农场组织了一次初试，通过初试淘汰掉了一部分报名者，最后我们农场有100多人正式报名参加当年的高考。

由于这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所以从各级领导到社会的各个层面都非常重视。我们农场先是规定正式报名参加考试的职工每天只要上半天班，下午可以在家复习；到临考前十天又让我们全天在家复习迎考。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感到复习的时间太短了（从通知恢复高考到正式考试也就几十天的时间），时间实在是不够用。为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来复习，干活的时候我将数学公式和有关知识的要点用木炭写在石板上，一有空就瞄上一眼；人家休息的时候就抓紧时间掏出资料复习。有几天，我们上午上班的任务是抬石头修渔塘，一块大石头要四个人（还要每人手持一根木棍作为第三条腿）才能抬得起来。半天的繁重体力劳动后，下午又长时间坐着不动复习功课，到了晚上腰就疼得直不起来了。从那以后我就落下了腰疼的毛病。

我们那一年的高考是由各省出卷的。考试后好长时间没有消息，等待考试结果的日子里那种坐立不安的心情实在是无法用文字来形容······

1978年三月初，县武装部组织各个农场的民兵连长到县里军训，每个农场要派一名炊事员，场里让我去。在县城当炊事员的那段时间，每天开完晚饭后我都要到大街上去转一圈，名义上是去散步，实际上是想看看有没有高考录取的消息。大概是3月4号晚饭后我又到街上去转悠，当我转到一处布告栏时，看到一大群人围在那里，走近一看布告栏里贴着一张大红喜报，原来高考录取放榜了。当我在名单中看到自己的名字时别提有多高兴了。回到驻地，农场的电话通知也来了，告诉我第二天有人来接我回农场，并让我到农场部将我们农场的录取通知书都带回去。

第二天早上，等到农场部的人一上班我就去将我们农场的录取通知书都领了出来。记得一共是7份通知书，两个本科：我被华南工学院（现在的华南理工大学）马列主义理论师资班录取了，另外有一人录取在华南师范学院；其余的几人录取的是大专或中专（那一年高考是本科、大专、中专一起考的）。

1978年3月8日，我乘班车离开工作了两年多的农场，前往广州到华南工学院报到，开始了我四年的大学生活······

转眼从高中毕业至今已经超过五十年了，回首往事，大学梦的实现是我人生最重要的转折。年轻人需要有梦想，因为有梦想才会有希望，有了希望才会有多彩的人生；而梦想的实现首先离不开国运的昌盛，同时也离不开个体的主观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