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岁月里
张炳华
回顾70年来走过的风雨历程，让我难以忘怀的是那风华正茂、戎装十年的军营生活。特别是1984年9月-1985年9月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第二阶段的轮战经历让我今生难忘。
我是1974年参军入伍的，所在部队是原空四军高炮三师九团，驻地在上海。我在团直属的军械技术处服役。我所在的部队是空军的高射炮部队，而我的岗位是从事高炮技术保障工作的。由于对这份工作的热爱和精益求精，我对射击仪的维护技能和水平也得到长足的进步，不久被提拔为高炮指挥仪技师，自己肩负的责任也就更大了。高射炮是负责对空射击的武器，它是依托指挥仪传来的信号进行射击的，所以指挥仪就是高射炮的眼睛。指挥仪就是负责计算的射击诸元（包括目标的高度、方位、距离、环境、气候、风向修正等）的仪器。通俗的讲它就是把计算好的空中目标的坐标再传输给高炮的精密仪器。是50年代初我军从苏联引进的，当时每台价格就100多万元，可谓价值连城、十分昂贵。在我们军技所就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话：要象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指挥仪。
进入80年代，我军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第一阶段作战虽然已经结束，但不甘心失败的越南政府自恃有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撑腰，明目张胆地占领了我国老山、者阴山等领土，并不断派兵骚扰我国云南广西边境的军民。因此，我军在广西云南边境自卫反击的局部战斗一直在延续，投入的兵力从营、团、师甚至军级的规模都有。中央军委为了使更多的部队在实战中得到锻炼，决定抽调6大军区的各部轮流去广西云南前线参战，把越南军队在我国边境的挑衅变成我军提高战斗力的磨刀石。
军人的使命就是保卫祖国。1984年8月我部接到命令，奉命开赴广西前线。战前动员后全团指战员斗志昂扬、纷纷写好了决心书，誓死保卫祖国。我团全副武装离开驻地军营乘火车从上海真如出发,途经浙江、江西、湖南等省经过一天一夜的昼夜行军抵达广西旯祥站(友谊关)，因为那时我国空军的实力还不够强大，没有大型运输机，部队迢迢千里开赴前线用了20多个小时。要是摆在今天，我们的运20在2小时之内完全可以把我们运达前方。下了火车后我们换乘军车,拖着指挥仪,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在悬崖峭壁间开进。我们部队驻地在上海，平时训练还从未见过如此险峻的山路。坐在颠簸的军车上，看着路旁的深山峡谷，心里还真是捏了一把汗，只要稍有不慎就会掉进山沟、发生车毁人亡的严重后果。到傍晚时分我们才到了目的地广西龙州一个废弃的旧机场。
这里的条件很艰苦，住的是临时盖起的简易毡房。夏秋季节又闷又热，空气潮湿，蚊虫又多，而洗澡自然只能是冷水了。一日三餐没有餐桌都是站着或者蹲在地上完成的。仅管条件如此简陋，但与前线“猫耳洞”中的战友相比又要好了不知多少倍。因为除了空袭，敌人的炮弹不会突然掉在我们身旁；而我们的任务恰恰是防止越军的空袭。
当时我们团9个连配备的6门100毫米和3门57毫米的9个高炮阵地分别布防在广西凭祥、友谊关和龙祥一线,离机场的距离开车也要2个多小时。我们小分队的任务是接到命令随时奔赴高炮阵地去执行维护、保障任务，确保全团9台射击指挥仪百分之百的性能完好，随时拉得出、打得准。
记得一天傍晚突然接到团部命令，我立刻带领维修小分队出发。汽车正急驰在去3连的途中，突然前方不远处传来“叭”的一声巨响，我以为遇上了敌情，立刻让车停下。这时有个战士吓得脸色苍白、神情特别慌张，因为我们都是第一次来到前线，出现这样的现象也属正常，况且他还是个独生子入伍的新兵。我作为组长虽然也有些紧张但还是迅速地拨出手枪。一边安慰班里战士不要害怕，附近还有我们的步兵，一边仔细观察车外的动静。几分钟过去了，周围并没有发现异常，我决定继续前进。军车在夜幕的掩护下到达三连高炮阵地时，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了。我们晚饭也顾不上吃就直奔3连的高炮阵地。经过半个多小时紧张而有序的测试、调整，射击仪的故障终于得到了排除。这时我才如释重负,开始觉得肚子有些饿了......
在开赴前线执行防空作战任务的一年中，我们思想上时时刻刻都绷紧着“随时准备投入战斗”的这根弦，度过了365个枕戈待旦的日日夜夜。在没有出现敌情的日子里，我们始终坚持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学习和训练，不断提升军人的思想境界、掌握过硬的军事技术和本领。做到随时待命、有效保障，为部队完成防空作战任务提供了可靠的后勤保障。
尽管中越边境之战一直持续了十年之久，但第二阶段的战斗都在边境附近进行。虽然双方都没有派出空中力量，但我们的防空作战准备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而这为期一年的边境轮战，也是对我们全团官兵的一次实战检验和生死考验。我们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出征前在决心书中许下的诺言：为了祖国的安全和领土完整，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
参战证书 中越边境作战纪念章
参战证书内页 维修高炮射击指挥仪
军犬是无言的战友 睦南关前留英姿
